99%的时间闲置，只为1%的赛事：体育场馆的“沉睡魔咒”能破吗？

如果你在一个没有比赛的夜晚走到大湾区体育中心，现场不会给你任何“盛事”的提示：主体育场的看台空着，没有检票口前的队伍，也没有扩音器里的倒计时。

但奇怪的是，人并没消失——有人夜跑、有人遛狗、有人在台阶上坐着聊天，甚至还有人把这里当成散步的“终点站”。一座本该只在某几个夜晚沸腾的超级场馆，反而在最平静的时刻，露出了它更真实的底色。

这才是问题：当比赛消失，一座体育中心会变成“白象”，还是会变成城市的一部分？更尖锐一点：我们花大钱建的，到底是赛事机器，还是一块人人都能用的公共地面？

总是进不去没开赛的体育场？

在中国城市语境里，很多体育中心更像一种“特定时段才启动的巨型装置”：比赛、演出、集会来临时，它被迅速点亮；但在更多普通日子里，它往往以退界很深的用地、连续围栏与集中闸机入口的形象，把自己从街道生活里抽离出来。

你能看见它的体量，却很难“顺路”进入——跑步要不要绕行？能不能坐一会儿？会不会被一句“这里不能停”劝离？也正因此，“高投入、低频使用”的白象焦虑，常常不是从建筑造得不够大开始，而是从城市走到边界那一步就被切断开始。

什么是阈限空间？

问题往往不在“场馆里面”，也正是为了解释这种“断裂”，建筑理论里有一个非常管用的词：阈限空间（threshold / in-between space）。

这个概念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更早在 Team 10 的语境里，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提出 “in-between（之间）” 作为反功能主义分区的核心武器：他借用了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关于“之间/对话”的思想，把建筑里最容易被忽略的边界地带，从“缝隙”升级为真正的建筑空间。——让两种空间品质在这里相遇、互相作用，并把它与社会意义直接挂钩：连接/分隔如何被体验，会反过来定义人的关系与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建筑师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图源：维基百科

荷兰建筑师赫曼·赫兹伯格（Herman Hertzberger）把它说得很直白：他强调“阈限”不是一条分界线，而是一段有厚度的空间平台，这常被他概括为“自身就是一个地方”，它构成不同空间秩序之间“相遇与对话”的条件。

赫曼·赫兹伯格（Herman Hertzberger）图源：维基百科

换句话说，阈限空间的价值不在“好看”，而在它能不能把“对立面”重新变成“孪生现象”——开放与秩序、自由与管理、城市与建筑，在这里达到一种可被日常使用的平衡。

放到今天，这套理论之所以重新变得锋利，是因为它几乎精准击中了当代城市的痛点：我们的公共空间不缺“面积”，缺的是让人感到舒适、安全、愿意停留并发生联系的中间层。不少当代研究与讨论也把 in-between spaces 视为回应城市社会需求的关键场景之一。

所以当你回看很多中国体育中心的“日常失效”，会发现它并不完全是规模、造价或形体问题，而是阈限被做成了“门槛”：围栏更像筛选器，闸机更像分界线，入口只服务事件流量，不服务日常生活。于是场馆只在赛事时刻属于人，其他时刻只属于管理。

也因此，当我们说一座场馆需要一个更具公共性的 civic threshold（城市公共阈限），本质上是在问：它能否把“场馆的边界”从硬切换，变成一段可被占用的公共界面：让路过的人愿意顺路进来、坐一会儿、跑一圈、看一眼，再决定要不要更深入地进入建筑。接下来再回到扎哈团队设计的大湾区体育中心，我们才真正有机会讨论：它到底是如何在空间上“把门槛变厚、把边界变软”的。

大湾区体育中心：基础设施的公共地景

大湾区体育中心：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在广州南沙落地的大湾区体育中心，位于南沙区南端、珠江三角洲西岸，被项目方定位为片区新市政核心的“锚点式”公共基础设施：既面向区域级大型赛事与文化演出，也承担面向本地社区的日常体育与公共活动承载。

项目被置入一座约 70 公顷（约70万㎡）的滨水公园系统中，公园以连续的岸线景观、运动与休闲空间构成“城市前场”，将原本高度专用的场馆群转译为可被日常使用的开放地景。在更偏“基础设施”的尺度上，这片滨水公园亦被纳入区域防洪策略：通过湿地等海绵化手段，在极端海平面波动时进行蓄滞调节。

体育中心以三大场馆为核心：一座 6万座综合体育场、一座 2万座室内综合体育馆（篮球及其他室内活动）、以及一座 4000座游泳跳水馆（配备 50米标准泳池与跳水池），并配置运动员住宿、室外训练场与跑道等支撑设施，形成“赛训演用”复合体系。

在总体形象上，项目采用流线型群体构成，将“地方性”处理为可被识别的几何母题：建筑的流动轮廓呼应珠江区域传统帆船船体的渐收几何；体育场屋盖则以环向分层的“褶皱”系统建立强烈的文化识别度，被官方说明直接关联到传统折扇的褶皱结构意象。项目强调面向大湾区的跨城可达性通过广州地铁 18号线及深中通道（深圳—中山通道）等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将南沙的滨水新城与湾区主要城市纳入更紧密的时间半径。

如何体现城市公共阈限？

公共阈限不是一个入口。

如果把传统体育中心的边界理解为“一道线”（围栏—闸机—检票），那么大湾区体育中心更像把边界做成“一段厚度”——从城市动线进入滨水公园的开放地景，再被跑道、训练场与连续步行系统“顺路带入”，最后才逐步接近三大场馆的入口界面。为居民提供沿江的运动与休闲景观空间，这种“先公园、后场馆”的组织方式，本身就把场馆从目的地转译为一种可日常穿行、可停留的公共基础设施。

变成可被占用的日常场地

更关键的是这套阈限并不靠广场的空旷，而靠日常的密度。在官方的描述里都把室外训练场、跑道、运动员配套等作为整体系统的一部分，并指出这些设施将支持地方政府推动青少年或者学校体育参与的项目。也就是说，阈限空间被预设为会被频繁使用的日常场地，而不是比赛日的人流堆场。

岭南气候把阈限的成败放大

可停留的灰空间是一种性能

在广州这种湿热环境里，“公共性”很容易被气候打回原形：没有遮阴与通风，再开放的空间也留不住人。因此项目在叙述中反复把环境策略落到公共空间层面：包括更大面积的遮蔽空间、自然通风组织、以及通过数字化模拟来优化遮阳表现等；这些并非单纯的表皮技术，而是在为“阈限空间的可停留性”提供性能支撑。

真正把“可进入”变为“可使用”的

往往是运营与管理

围挡如何退场、安检如何分层、夜间照明是否常态化、公共灰空间能否被允许停留、非赛事日是否有稳定的活动编排。广州市政府印发的《体育强市建设规划（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加大公共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力度、持续推进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并且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兼容经营性功能的规则指引；同时点名引导包括“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在内的大型场馆灵活利用赛事空余档期承办演艺活动，走向“体育娱乐综合体”。同时，公开报道显示华润文体已中标该项目运营权，标志着项目从“建设模式”切换到“运营模式”，并以“复合运营（赛事+演艺+商业等）经验”来理解其未来路径。

图源：广州市人民政府官网

公园化、气候友好、可日常占用的城市公共阈限，让人不必等到比赛日，也能顺路进入、停留、发生关系。

中国语境里的阈限空间样本

如果说“阈限空间”常被误解为门厅、檐下或入口台阶，那么杭州的运河亚运公园提供了另一种更具中国现实感的解法：把阈限做成一座公园。

在总体定位上，运河亚运公园本质是一座“体育+公园”的城市基础设施，而不是一台只在比赛日启动的赛事机器。官方场馆介绍写得很明确：项目总占地约701亩、总建筑面积约18.5万㎡，由“一场一馆一广场两中心”与街区配套组成：育馆（乒乓球、霹雳舞）、体育场（曲棍球）、亚运广场、全民健身中心、全媒体中心，以及“花令十二坊·时尚街区”等商业配套。

曲棍球场，Hockey stadium © 文沛

掩映公园景观中的曲棍球场 ©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它的目标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赛时为赛事、赛后为大众”，这决定了它的阈限空间不是“入口台阶”，而是一整套可被日常占用的公共界面。

生态峡谷夜景，Ecological canyon at night © 文沛

公园南区景观，Landscape of the south part of the park © 文沛

空间构成上，运河亚运公园把“抵达”从单一入口，拆成了多点渗透的慢行网络。一条全长约7.2公里的绿道把南北地块串成环线，其中夜跑绿道约3.6公里，并以“花令十二”主题组织跑道体验。当傍晚人群聚集、跑步散步打球都能发生时，场馆群就不再是“远观的体量”，而变成“顺路可用的背景”。杭州媒体对它的描述很直白：高峰时一天可吸引游人约5万人次。

理念与技术策略上，运河亚运公园把阈限做“厚”地景与地下系统，把被切开的场地重新缝合。运河亚运公园的一个现实难题是：基地临运河、被主干道与水系影响，南北片区天然容易“各自为政”。它尝试做一个“中间层”南北场馆通过下穿花园岗街与北庄河的地下广场连接，地下还通过下沉设置商业街区，在保证行人安全与连贯的同时，解决采光通风等问题。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 civic threshold把“过街/到达/停留/消费/遮阴避雨”揉成连续的公共界面——它既服务赛事高峰的人流集散，也在日常把“经过”转化为“停一停”。

中国日报在亚运期间的报道提到场馆面向市民团体开放参观，每周固定开放场次、累计接待万余人次；西侧全民健身中心也开放乒乓球、羽毛球等场地并形成较大规模的惠民使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