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能力的不断扩展,知识型工作者面临的不仅是失业威胁,更是一个深刻的自我拷问:他们的存在价值究竟是什么?
《财富》杂志曾报道一位42岁软件工程师的故事——这位拥有计算机科学学位的专业人士,人生意义正在瓦解。他曾拿着六位数年薪为科技公司编写代码,直到生成式AI的浪潮袭来。他的工作并非被外包或公司重组取代,而是败给了更快、更便宜的算法。在投递800多份求职申请无果后,他如今靠送外卖维生,栖身于拖车房中,困惑于这个曾经看似"未来无忧"的职业为何崩塌。
这不仅是经济困境的故事,更是一场身份认同的崩塌。
数十年来,知识工作一直是自我价值与社会流动的引擎。在这里,智力获得认可,贡献换取报酬。失去这份工作——尤其是被机器取代——不仅意味着失业,更是生存方式的湮灭。
我们正经历着所谓"大脱锚"时代,正如那位失业工程师所言:"大替代已然发生"。人类价值的基石正在发生根本性位移。
一位专攻风景摄影的同行告诉我:"AI已经彻底改变了我的事业。从行程规划、摄影专题文章撰写到图像生成,每个环节都已被AI接管。若非人们对亲历自然的执着渴望,我的工作室早已倒闭。除了举办摄影工作坊,传统风光摄影在AI图像充斥的市场里几无生存空间。"
AI的推进不仅引发劳动力迁移,更导致意义体系的迁徙。当思考、分析与创造这些人类独特性标志不再能保障经济回报时,旧地图已无法指引新航程。对许多人而言,身份认同正在经历剧烈震荡。
比莉·艾利什在2023年那首空灵而震撼的 ballad《What Was I Made For?》中,吟唱着关于身份迷失的困惑。正如她在《今日秀》访谈中所言,这首歌献给所有质疑自我存在意义的人——这也精准捕捉了AI开始接管人类专属智力工作时,整个时代的不安情绪。
我们正开启一场认知迁徙:远离机器擅长的领域,重新定义人类存在的本质。但首先到来的将是迷失、迷雾与阵痛。而幸运者会如艾利什那般,带着希望追问:我为何而生?
身份与劳动:历史纠葛
纵观历史,工作形态始终塑造着人类的自我认知。劳动从来不仅是交易行为,更是存在主义的锚点。农耕文明中,身份扎根于土地——农夫、牧人、织工这些称谓本身就承载着目的与价值。
工业时代,身份转移至工厂车间。到20世纪末,它又迁徙到办公室的符号世界,分析师、工程师、设计师等新角色涌现。每次转型都带来新的价值评判体系。
这些迁移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工业革命不仅带来蒸汽动力,更重构了时间概念——劳动不再遵循季节更替,而是被钟表刻度规训。数字时代则将身份绑定于认知能力,电子表格、代码库、品牌策划成为骄傲的源泉,却也使身份认同变得脆弱。
如今,当AI开始模仿甚至超越人类认知能力时,这套价值体系正在崩解。正如工业革命淘汰乡村工匠,生成式AI正在动摇知识阶层的根基。这迫使我们面对一个更深刻的诘问:如果工作不再需要人类,我们究竟是谁?
AI时代知识工作者的危机
知识工作者曾是现代经济进步的象征。但随着AI在编程、法律文书等领域的卓越表现,这套范式正在瓦解。《哈佛商业评论》行为研究表明:使用AI工具虽提升效率,却使工作者在传统任务中感到乏味与迷失。一位40多岁的同行在邮件中写道:"帮我找份AI抢不走的工作吧!"这种错位感不仅是职业危机,更是对存在价值的根本性质疑。
与此同时,教育机构、企业等支撑体系也面临适应性挑战。当人类专业知识不再是稀缺资源时,如何重构尊严与意义的赋予机制?这场认知迁徙正在迫使我们重新定义AI时代的工作价值与人性坐标。
意义与人性港湾
当AI改变劳动形态时,它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劳动的意义。有些答案或许存在于AI尚未触及的领域——并非因为技术无能,而是因为意义从来不仅源于能力。机器可以谱曲,但不会为逝者哀悼;能写婚礼祝词,但无法体会"我愿意"的悸动。意义需要真实生命的浸润。
作家任璧莲在《抵抗者》中描绘的自动化未来里,人性光辉依然通过编织毛衣、共进晚餐、朗读《白鲸》这些非生产性行为闪耀。这提示我们:人性港湾可能存在于机器难以复制的领域——共情能力、伦理判断、艺术创作、意义建构等深层价值。正如《时代》报道中教皇利奥十四世所言:面对AI革命,人类需要的不仅是监管,更是道德觉醒。
我们为何而生?
我们正处在暴风雨前的宁静期。虽然AGI(人工通用智能)可能在未来几年实现,但其社会影响将呈现渐进式渗透。正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所言:当变革真正显化时再行动为时已晚。认知迁徙需要从重构自我叙事开始。
艾利什在歌中并未给出答案,但她那句"我为何而生"的诘问绝非投降,而是在剧变中寻找新航道的起点。未来的归属者,不会是那些与机器比拼算力的人,而是重新发现人性本质的探索者。迁徙固然令人迷失,但也孕育着新的归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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