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包容性建筑时，不禁让人想起一件往事。1984年，在印度建筑师查尔斯·科雷亚的荣誉晚宴上，当时的威尔士亲王发表了一番对当时建筑界的严厉批评。他将密斯·凡·德·罗尚未建成的一座塔楼斥为“又一个巨大的玻璃树桩”，并将ABK建筑事务所提出的国家美术馆扩建方案比作“朋友脸上的一块丑陋毒瘤”。这两个项目最终都被迫中止，而这位王位继承人的演讲也被人们铭记为对建筑界的一次毁灭性打击。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关于那场臭名昭著的晚宴，许多报道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发表那些关于“毒瘤”的话之前，查尔斯王子的语气截然不同。他先是注意到了住房合作社为内城居民赋能的潜力；随后称赞“对社会有益”的建筑师特德·卡利南是“志同道合之人”；并哀叹无障碍设施惠及轮椅使用者的建筑寥寥无几。他宣称：“关注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这种环境所营造的社区类型，无疑是真正优秀建筑师的首要职责之一。”由此可见，这位未来的国王并非全然抨击建筑界，而是真正在呼吁更加包容的建筑。
什么是包容性建筑？
“包容性建筑”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一个宽泛的总括性术语，涵盖了任何旨在更好支持历史上被边缘化群体福祉的城市实践。人们往往将其误解为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学科，即添加无障碍坡道、扶手等设施。然而，真正全面且包容的设计是一个更为广阔且激动人心的领域，它涵盖了从现代厨房的发明到未来教育的所有内容。包容性建筑的范畴和多样性如此广泛，以至于任何一篇文章都无法全面覆盖其所有维度，但设计历史上却遍布着令人鼓舞和富有启发性的实例。
包容性建筑中一个旨在赋权女性和少数性别群体的分支是女性主义建筑。20世纪80年代，该运动中的关键人物是Matrix Design Co-operative，他们运营着一个非等级化的女性主义设计机构，采用参与式流程为多样化的客户打造建筑。他们的标志性著作《营造空间：女性与人造环境》是一部宣言式的作品，记录了20世纪城市设计如何经常忽视女性、父母和儿童的需求。许多男性设计师也致力于创造女性主义建筑。
例如，Aldo van Eyck于1982年在阿姆斯特丹设计的“母亲之家”便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机构，为单亲妈妈和她们的孩子提供住宿和支持。考虑到Margarete Schütte-Lihotzky所设计的聪明省力的家具，使成千上万的家庭主妇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她在法兰克福投资建造了第一批内置厨房，因此也可以被誉为一位女性主义设计师。
包容性建筑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儿童为中心的设计。有心的建筑师已经正确地意识到，现代城市景观是如何将儿童排斥在外的。虽然许多儿童设计只是依赖于花哨、多彩的涂料，而没有更真诚地去理解年轻人需要什么，但最优秀的以儿童为主导的建筑师在没有轻视他们年轻客户的情况下，创造出了有意义的作品。
例如，Atsushi Kitagawara Architects在东京昭和纪念公园打造的巨大“雾之森”为开放式游戏提供了一个极其广阔的景观。在别处，德国建筑师Peter Hubner与未来的学生合作设计学校，使用1:20的空间模型以三维形式勾勒教室设计。最近，由Office for Political Innovation设计的马德里瑞吉欧学校也是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完成的，并设有一个室内热带丛林，以帮助科学教学。
对于包容性建筑师来说，种族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主题。建筑如何能更好地表达和包容移民社区的民族、信仰和文化多样性？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是艺术家西奥多·盖茨创立的重建基金会，该基金会在芝加哥修复了废弃的建筑，并将它们改造成庆祝黑人文化的公共机构。在盖茨的作品中，建筑本身是否本质上具有包容性，或者他所改造的空间和场所的用途是否使其具有包容性，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故意模糊的。
历史上，像济贫院这样的慈善建筑是由富有的赞助人建造的，用来支持那些不太幸运的人，但这些建筑很少考虑到那些本应为之服务的人的意见。然而，在当今现代包容性建筑领域，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与实际使用者协商开发设计是核心。例如，在创建Mount Pleasant旅馆时，Peter Barber Architects与无家可归者合作，他们使用之前旅馆的生活经验对于塑造升级后的设施设计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同样地，优秀的建筑师不再仅仅考虑身体残疾和神经多样性用户的需求，而是积极寻求具有直接经验的专家设计顾问的意见。
包容性建筑是一个庞大且仍在不断演变的实践、观点和优先事项的集合体，它已经从为人们建造的好意项目转变为与人们共同建造的建筑和场所。从Matrix到Gates，最优秀的包容性建筑师的真正标志是将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富有特色的设计才能与他们试图赋权的社区所体现的智慧相结合，创造出大于各部分之和的设计。
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