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展览充斥着浓烈的火药味，为了博得更多观众的眼球，都会努力在展览中营造出各种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景象，声光电一般是必不可少的元素。
布鲁斯·瑙曼 One Hundred Live and Die
我们自然不能给布鲁斯·瑙曼这样一位大艺术家贴上“网红”的标签，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木木美术馆近期推出的展览“布鲁斯·瑙曼：OK OK OK”展览中，瑙曼的霓虹灯作品无疑是其中最为吸睛的部分，在展览中穿梭，人们都会不可免俗地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些发光体让人动心的时刻；无独有偶，在同期于北京时代美术馆开幕的蜷川实花个展中，也建构了一个色彩装置艺术，由霓虹灯所包围的空间，华丽而梦幻。
蜷川实花个展现场
事实上，霓虹灯这样一种看起来非常日常，甚至是有些“媚俗”的媒材却与先锋艺术有着密切的关联。艺术家为什么钟爱霓虹灯？霓虹灯与艺术有什么渊源？本文试图从这一媒介出发进行解析。
霓虹灯与艺术
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既是城市的象征，也是消费文化的缩影。1898年，苏格兰著名化学家威廉·拉姆齐在追逐稀有气体的过程中，发现这类气体于放电灯中会发出特异鲜明的色彩，并将其命名为“霓虹”。霓虹灯通常被运用于商业广告和店铺招牌，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纽约达到了鼎盛，在那个年代，似乎没有什么比霓虹灯更能体现魅力。差不多也是同一个时期，霓虹灯在我国的香港和上海大放溢彩，从诸多香港电影中，都可以看到霓虹灯如何作为城市一种重要的视觉表征。
巨型安格斯牛霓虹灯招牌约于一九七八年由餐厅创办人叶联设计，早已成为香港城市的一个标志，该霓虹灯招牌曾于香港M+博物馆展出
霓虹灯丰富而多彩的面貌很容易跟波普艺术产生关联，安迪·沃霍尔甚至将霓虹灯描述为“伟大的现代事物之一”。法国艺术家马修·瑞斯成为首批在艺术意义上使用霓虹灯的艺术家之一，他将波普艺术肖像画与霓虹灯融合在一起，这是将霓虹灯带入时代人文精神的首批实践。 步入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约翰逊夫人在美国推行“美化”运动，限制霓虹灯的无节制使用，霓虹灯也逐渐走向式微。但这种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却受到很多先锋艺术家的青睐。约瑟夫·科苏斯、丹·弗拉文、罗伯特·欧文和布鲁斯·瑙曼都是在这一时期用霓虹灯创作的代表人物。 彼时的西方爆发了诸如嬉皮士运动、反战运动、平权运动等一系列反对现代理性、反对社会结构的思想革命，文化界也呼吁有新的观念来引领潮流走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抽象主义、波普艺术“一统江山”面貌的一种反叛，于是，观念艺术、行为艺术、极简艺术等各种探索艺术边界的运动应运而生。 从观念艺术出发，艺术家们倾向于将他们作品减少到传达信息所需的最低形式。简单来说，艺术需要与美学分离，而霓虹灯正能发挥出这样的效用。
约瑟夫·科苏斯 《四色四字》, 1966
约瑟夫·科苏斯可以视为观念艺术的先驱，1969年，当他在《国际工作室》（Studio International）杂志上发表了《哲学之后的艺术》（Art After Physology）之后，便奠定了观念艺术的基础。事实上，霓虹灯正是这位观念艺术先驱作品中非常重要的元素。1966年，当他还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就创作了《四色四字》（ Four Colors Four Words）这件有点像文字游戏的作品，他逐字地表达了观众所看到的东西，向观众展示了两个同时存在的、但又不同色彩和语言的现实。
约瑟夫·科苏斯 Agnosia, an Illuminated Ontology
科苏斯对涉及符号学和语义学的复杂主题进行的巧妙的视觉总结，使他的作品成为这个时代决定性的作品之一，并为其他艺术家探索艺术、色彩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铺平了道路。
丹·弗拉文作品
另外一位极简主义艺术家丹·弗拉文也是霓虹灯的忠实拥护者。受到当时环境影响，弗拉文早期的作品也以抽象表现主义画作为主，直到1961年，他在古根海姆博物馆担任邮递员时，与艺术家索尔·勒维特和罗伯特·莱曼成为朋友，他们鼓励他在雕塑中使用灯管。直到1963年，他开始完全使用新型的工业荧光灯管以及固定灯具装置进行创作。这一尝试即将开启他的标志性风格。
丹·弗拉文作品
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弗拉文继续开发出更具雄心、更大、针对特定场域的装置。弗拉文对荧光灯的开创性使用使他被称为“霓虹艺术之父”，并启发了罗伯特·欧文和詹姆斯·特瑞尔等一批有影响力的艺术家。
罗伯特·欧文 Light and Space
光、语言、情绪
相比较晦涩的，并极端依靠语境阅读的各种当代艺术作品，理解霓虹灯艺术似乎天然没有什么障碍，只需直接感受它带来的那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我曾多次在画廊和艺博会中看到过丹·弗拉文的作品，当然，更多还是以个展的形式而呈现。当各种颜色、尺寸不同的霓虹灯装置出现在同一场域中，还是很难不被那种强大的气场所感染。如果仔细对比，还会发现每件作品隐藏着不同的细节和趣味。
丹·弗拉文作品
光总是走进霓虹灯艺术的第一要素。在丹·弗拉文的作品中，他把雕塑作为一种整体空间为出发点来设计他的灯管管线。对弗拉文来说，霓虹灯不仅仅是一件物品，灯管发光时所建构出来的形式和色彩，影响着周围，远比物体本身来得更加重要。光使得作品中的每一部分与环境相互依存。光的无穷对弗拉文意味着崇高，他仍然携带着精神的灵性——工业和超自然这种不太可能的融合使这些作品成为他所谓的“现代科技的神物。”
布鲁斯·瑙曼霓虹灯作品
第二个在霓虹灯艺术中重要的元素，无疑就是语言。大部分观念艺术家更加强调简化艺术的形式，所以他们索性转向了对语言对哲学的探索，而霓虹灯艺术洽洽是承载这一理念最好的媒介之一。譬如布鲁斯·瑙曼和约瑟夫·科苏斯都推崇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在作品中发展出不同形式的“语言游戏”。
布鲁斯·瑙曼 The true artist helps the world by revealing mystic truths
1967年，布鲁斯·瑙曼完成了他霓虹灯艺术的代表之作《真正的艺术家帮助世界揭示神秘真相》（The true artist helps the world by revealing mystic truths），通过这样一句矛盾性质的诗句，瑙曼重新审视了艺术家的角色和责任，同时，他通过对文本的旋转、叠加和翻转以及灯光的闪烁，使理解的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在瑙曼的很多作品中，他都运用双关语、易位构词、谐音等来探索语言的形式和语义特质；而另一些则呈现为简笔画般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某种怪诞的性质。
翠西·艾敏霓虹灯作品在纽约时代广场展出现场
相比鲁斯·瑙曼和约瑟夫·库苏斯作品中的模棱两可，翠西·艾敏的作品更加的直白和坦率。事实上，强烈并且坦诚的感情流露，与对自我的剖析，正是这位艺术家创作中的重要特征。
翠西·艾敏自90年代初便开始不断运用霓虹灯作为创作媒介，她用霓虹灯书写出关于爱、宣言、失望、恐惧或侮辱等不同的情绪。同时，对自己手写体的使用也加强了这些文字的个性，使他们更像是艺术家自己的独白，但同时这些情绪的普适性又引发共鸣。
Jung Lee霓虹灯作品
韩国艺术家Jung Lee也是一位擅长于调动情绪的艺术家，她将荒凉的风景与流行电影、罗兰·巴特的诗歌或其它浪漫短语相结合，确立了自己标志性的风格。作为一名摄影师，她在大自然中记录了自己诗意的表达，创造了一个个吸引人但忧郁的画面，展现了人类在面对黯淡现实时对爱的渴望。
霓虹灯艺术的多元探索
随着对霓虹灯这种媒介的使用日益纯熟，艺术家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从光和语言去做文章。 英国艺术家Cerith Wyn Evans曾为泰特不列颠委员会创作了一件近两公里长的霓虹灯装置Forms in Space... by Light (in Time)，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并借鉴了杜尚在其雕塑《被单身汉剥光的新娘》中引用的三种形式。 这些涂鸦般的线条旨在模仿身体和运动姿态，当走过长长的杜文画廊时，悬浮的雕塑似乎随着观众的移动而移动。
雕塑中的动力学同时反映了艺术家对舞蹈学的兴趣——一种将动作转化为符号形式的实践。Wyn Evans也受到了日本能剧在空间形式上的规范化和精确化运动的影响。
Joris Van de Moortel展览现场
比利时艺术家Joris Van de Moortel同时是一位音乐人和视觉艺术家，他将音乐与霓虹灯相结合，这些混合媒介作品通常包含他的音乐表演元素：前一天晚上在舞台上砸坏的吉他，演奏舞台的面板。有时作品是在表演之后完成，有时是在表演期间制作。
中国艺术家何岸的霓虹灯作品则介入了更多社会学的视角，他通常邀请“地头蛇”团伙盗用故乡武汉路边商铺的广告牌，拼凑出一些晦涩的社会事件，亦或将与自身历史相关的人名化作符号，试图探索中国当下社会复杂晦涩的一面。
何岸《我纯洁的一刻胜过你一生说谎》
纵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霓虹灯这种日常事物已经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文化记录的方式被保留在博物馆中。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艺术家如何使用一种“过时”的媒介，并让其焕发出了新的内涵和活力。
内容转载自“艺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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